鸦片在中国的历史是如此恢宏，如此波澜壮阔，它为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叙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公众回想起旧时代卑鄙的罪恶，回想起可怕的堕落行为，大部分明智的历史学家对此题材宁愿避而远之。
但鸦片实实在在所带给我们的，恰好是让我们得以勾勒出一部浓缩的现代世界史，历史学家包利威正是通过这部鸦片在中国的编年史，倾心将一部浓缩的世界史奉献给读者。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被鸦片战争揭开近代史篇章的中华民族，对毒品之害更有切肤之痛。作为历史学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管怎么说，但愿历史家们的研究能让我们时刻警醒：决不能让毒品再次在中国泛滥！禁毒之路，任重道远！
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把大英帝国各地出产的商品列成清单，然后将这些商品卖给潜在的客户。有一种商品在初次列入商品清单时并不是很赚钱的产品，它不过是一种从罂粟汁液里提取的药物，它的名字很快就成为欧洲最流行的词汇，但其效用却极为有害，其危害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英国东印度公司深知为获得欣悦感而吸食鸦片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便明令禁止其销售员在英国推销鸦片。
东印度公司甚至曾一度扪心自问，向有些国家比如大清国推销鸦片是不是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鸦片的各种用途均遭明令禁止，无论是鸦片消费，还是进口鸦片；无论是批发销售，还是零售，都是非法的。
不过生意毕竟是生意，东印度公司面临一个极特殊的问题。与其他所有同亚洲国家做生意的公司一样，东印度公司在从事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并未赚到太多钱，但在整个销售网各不同点之间推销商品时却能赚到不少钱，这就是所谓的“港脚贸易”，即区域间的贸易活动。
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为猖獗。该公司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用船走私至中国销售，获取暴利。图为托马斯·霍斯默·斯皮尔德(1792—1864)绘于1817年的扩建后的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大厦
欧洲公司从中国购买的东西总比卖给中国的要多，因为中国商品在欧洲很受欢迎，丝绸、茶叶、瓷器，甚至连大黄都非常抢手，为购买这些商品，欧洲贸易公司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往返于欧洲—中国的航线上，他们要穿越急流险滩，避开险礁暗石，经过一个个港口，才能将货物运抵目的地。而在运往中国的诸多商品当中就有鸦片。
说起19世纪的鸦片，欧洲人把那段历史讲述得惊心动魄，而到了20世纪，中国人也把那段历史描述得波澜壮阔，但这段历史的起源似乎讲解得并不清楚。
一开始，鸦片贸易只是用来弥补欧洲人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1840年，经英国议会批准的鸦片战争只是厚颜无耻的资本家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是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但鸦片贸易获取的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捍卫者们最终将鸦片当作一种商品推销到全球市场上，即便是最正派的商人竟也获许去推销这一商品，这些商人在推销鸦片的过程中居然还带着一种优越感，让毒品去肆意伤害这些人民而无动于衷。
由于鸦片贸易严重危害中国的安全，中国推行了禁烟政策。英国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发动了战争，史称“鸦片战争”。上图为中英第二次穿鼻海战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毁；下图为英军打败清军，开始进攻广州
在中国推行一种非法商品经济则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两种说法相互效法：
一种说法称这是欧洲奸商损人利己，只顾赚钱的闹剧；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无辜的中国人民饱受毒品摧残的悲剧，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被掠夺走了。
19世纪80年代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一进烟馆，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鸦片让人蒙受损害的说法很快就占了上风，接着又在20世纪取得决定性的转折：
晚清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发动禁烟运动，随后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也推行禁烟运动，最后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禁绝鸦片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为了让中国摆脱毒品灾祸。
若从这一角度来讲述，鸦片的历史就会孕育出一系列其他的说法：
一方面，国家的能力日渐强盛，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让本国人民去接纳这一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已初步学会该如何向国家施加压力，但又置身于其体系之外。
这两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但却有许多漏洞。而包利威的论著恰好弥补了这些漏洞，并为这些说法起到有益的改进作用。
包利威的论著并非仅仅依照国家的论点去作评述，或以供求关系为切入点去展开自己的论述，他向读者揭示出毒品对于每一个使用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还给我们描绘出鸦片消费方方面面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包利威对各地方的鸦片消费很感兴趣，正是这一课题促使他提出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
为什么鸦片会在19世纪的中国令人吃惊地成为红极一时的毒品呢？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20世纪短短几十年内便彻底根除了这一毒品呢？
这显然是中国鸦片史当中最大的悖论：一种外国商品能很快融入这个社会之中，以至于被外国人认作是地道的“中国货”，接下来它又很快被淘汰掉了，尽管它在人际关系当中是最难以撼动的当红商品，要是送给来访的客人一支烟枪，那可是盛情款待的表示。
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一变化过程归结于所有毒品和令人上瘾食品的致命缺陷：由克制消费转入过度消费的过程过于轻松，由无害的娱乐转变为危险社会问题的过程过于容易。
不过，对社会习俗作出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改变将会引起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连锁反应。
以上只是历史学家所采取的几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就可以无穷尽地讲述中国在最近三百年当中所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一个帝国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经济合作，展现出一个现代国家的风采，如今中国与和世界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体系就有可能遭遇崩溃。
总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非法毒品交易的规模已让书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变得黯然失色，而且非法毒品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无论是时尚界还是恐怖主义组织，人们都能看到非法毒品的踪迹。
20世纪初的几位烟片吸食者，他们形销骨立，面黄肌瘦，身体羸弱
我们之所以为清白无辜作辩护，或许是出于人自身的愿望，本着这一愿望，我们不会去对前辈作道德评判，而我们往往会拿旧时代刻板的影像、拿当下简单化的影像来描绘他们，这会让当今时代的捍卫者们对这种极赚钱的商品（它当然还在害人）依然流行于世而感到痛心疾首；更不会去暗示最好别用鸦片来充当资本流动的润滑剂。
因为鸦片吸食者是某一时代、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奴隶，而时间和地域恰好是他们所不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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